本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先生认真履行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参与国是，反映社情民意，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电价改革、基本口粮供给安全、弘扬企业家精神、光伏补贴发放、减免光伏行业税费、发展光伏产业破解雾霾之困等方面进行了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以政协提案及大会发言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

 

　　近年来，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已处于中速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虽然全国上下已高度重视雾霾问题，但危害程度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不少地方还有加重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尽快从供给侧到需求侧建立起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充分鼓励发电端的清洁能源生产和用户端需求侧的电力消费，大力推进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和电力生产清洁化，多用电、少烧煤，电力先行，将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解决雾霾问题的根本出路。

　　1953年以来，我国开始对大工业用电实施两部制电价制度，并列入《供电营业规则》、《销售电价管理暂行办法》之中。该制度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基本电费（基本电价），反映的是用电的固定成本，当用户申请变压器安装容量后，不论用电与否每月都需向电网缴纳，计算方式有按容量计算和需量计算两种；其二是变动电价（电度电价），是供电成本中的变动费用，这和用电量的多少直接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现行电力体制已不能匹配当前市场发展需要，尤其当前实行的两部制电价制度已暴露出较多问题，已无法适应当前经济形势，亟需改革。

　　同样，在当年国家经济欠发达时期，为扩大财政积累，支持各种公用设施、民生工程的建设和发展，由电网企业从电费中代收各种“基金及附加”费用，包括电力建设基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央直属水库移民基金、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地方小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可再生能源附加、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等。特定时期，这些“基金及附加”的收取对促进国内公用事业的发展，补充财政的不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国家电力事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基本电费”仍长期收取，尤其“基金及附加”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有的过时还在继续收取等系列问题，已不合时宜，到了应该优化和调整的时候。可以说，在我国当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基本电费”和越发臃肿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已经给企业带来了严重负担，甚至影响到投资决策。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委员建议：1、尽快取消“基本电费”和“基金及附加”；2、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3、减少电网企业非市场经济职能。
 

                       

　　从2004到2015年的十多年间，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二连增”，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201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虽小幅下降0.8%，但总量亦达到12324.8亿斤。与此同时，我国粮食价格长期、持续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一些品类高于国际市场30%-50%，个别品类高达一倍以上。2012-2015年，按美元计的国际市场小麦、大米价格下跌了约1/3，玉米价格下跌了约45%，大豆价格下跌了40%；近年来全球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跌，致使全球粮食贸易的海运价格下降到十多年前的1/3；从2005年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上升趋势，由于国际粮食贸易以美元计，故国际粮价比国内就显得更有优势。

　　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粮食进口大幅增长，虽然WTO允许中国对小麦、大米、玉米的进口实施关税配额制度，但当前我国粮食的进口数量已占到我国粮食总产量的20%，占比已较大，其中不受配额限制的大豆进口量已占到我国需求总量的80%，超过60%的全球出口大豆被中国消纳。由于国内、国际粮食价格严重倒挂，若国家放开对小麦、大米、玉米等的配额管制，必然导致进口小麦、大米、玉米在国内市场攻城拔寨，危及我国粮食产业和粮食安全。此外，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较总需求量还存在缺口，差量在500亿斤左右，而我国人口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峰值14.5亿，粮食的差量将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供应量的问题，更是中国农业的产业安全问题、中国农民的就业与生计问题和国家重大战略安全问题。国家出台政策，确保水稻、小麦两大基本口粮100%的自给率，这是我们的命根子口粮，抓住这部分基本口粮，并始终满足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财政该负担的就应当负担，该补贴的安排补贴，该处理存化粮的就应当配套处理政策，其他部分该立足全球化采购的可明确全球化采购，将其作为整个中国粮食安全上的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奉行。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委员建议：1、保障我国基本口粮供给的安全；2、加快我国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
 

             
 

　　今年春节期间，李克强总理为云南鲁甸震区农民工讨薪的话题，被国内外主流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月3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立健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可以说，切实解决欠薪问题、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事关全社会起码的公平信用，也是总理常常谈到的不能突破的社会基本底线。由此可见诚信、信用在企业经营、政府施政和社会运行中的极端重要性。正因如此，作为关乎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发展转型和能源安全及雾霾问题解决出路的光伏产业的财政补贴问题，经过多年不断累积，已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和拖欠农民工工资同样严重的现实难题，如长期拖延下去并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严重冲击我国光伏产业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还将严重损害我国政府的诚信形象和支付信用问题。

     目前，我国光伏产业已从十多年前的两头在外，快速发展成为目前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从90%以上产品出口欧盟，到目前国内安装应用超过三分之一，技术的不断进步、规模的不断扩大、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使光伏发电单位装机成本持续降低，目前每千瓦的建设成本已下降到5-7千元，三五年内可望降到3-5千元，由此推动我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光伏发电装机第一大国。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雾霾问题愈发严重，已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国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下所采取的减排、压产、限行等各种措施都只能减缓、减轻排放，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雾霾。唯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实现汽车电动化、能源消费电力化、电力生产清洁化，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当前的雾霾之困。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备全球竞争优势欣欣向荣的产业，这样一个关乎国计民生和我国现在及未来经济发展及能源安全的战略性新兴行业，却由于政府连年的补贴拖欠而举步维艰、负重难行。事实上，光伏补贴拖欠周期短则一到两年，长则两到三年，整个行业受到了严重冲击，有的企业已资金链断裂，不少企业也到了资金链快断裂的边缘。从表面上看，补贴发放的对象看似光伏电站环节，实则在为整个光伏产业链“回血”。若光伏电站拿不到补贴，就必定会拖欠上游组件厂商货款，组件厂商又会进一步拖欠更上游的原材料供应商的款项，从而引起连锁拖欠，形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和“三角债”，不仅导致整个光伏产业处于资金吃紧的状况，还将严重冲击投资者对光伏产业投入的信心和决心，甚至可能导致光伏行业面临更大、灾难性的断崖式下滑，影响我国经济总体运行。

　　可以说，国家政策规定之下的财政补贴的拖欠，已对我国光伏产业正常支付、对政府支付信用和诚信社会的建设造成了明显损害。

　　针对以上问题，刘汉元委员建议：1、强化政府诚信建设，完善基本支付规则；2、尽量简化补贴资金征收和拨付程序。

 

根据世界银行计算，2016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高达68%，居全球第12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6%，也高于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的44%、德国的48.9%、英国的30.9%。在新兴经济体中，略低于巴西的68.4%，高于印度的60.6%、俄罗斯的47.4%。同样，也远高于目前制造业大量流向的东南亚国家，如柬埔寨的21%、越南的39%。虽然，国内对此种税率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