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老师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藏第一座光伏电站建成始末所撰写的文章。快三十年过去了，光伏组件价格从45元/瓦下降至不足3元/瓦、中国光伏组件年产量从350千瓦上升至约60吉瓦。数十年来，中国光伏产业有了巨大的飞跃。从王老师的故事中，当今的光伏人除了感动外，也学习到了一种精神，在这种精神鼓励下，中国光伏产业距离平价上网会越来越近。

　　1981年我从福建厦门大学化学系电化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原以为是分配到天津十八所从事化学电源的工作，但由于我的毕业论文是“光电化学电池”（液结太阳电池），阴差阳错被分配到同属电子工业部，也同样开展太阳电池业务的位于北京的第六研究所，从此便进入了太阳电池的应用领域，转眼之间，30多年过去了。

　　当年从事太阳电池生产的企业除了开封太阳能电池厂和有色金属研究总院以外，几乎都是电子工业部的下属工厂，如宁波太阳能电源厂、云南半导体厂、武汉长江电源厂（752）、新疆半导体厂、华山半导体厂等（当时还没有秦皇岛华美和哈尔滨克罗拉），因此业务归口在电子工业部，电子部下面的天津十八所负责太阳电池的研究开发，而六所则负责推广应用。电子部六所综合研究室的主任是王长贵，太阳能研究组的组长是乔幼筠（女），他们是中国光伏应用的先驱，很多开拓性的应用项目都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完成的，如中德合作北京大兴新能源村10kW光伏水泵项目、内蒙古巴林右旗太阳能电站项目、河南杞县农村载波电话太阳能供电项目、江苏射阳水闸阴极保护项目、太阳能龙船项目、太阳能气象站项目、卫星差转台项目、石油管道阴极保护项目、铁路信号灯项目等。这些示范项目的经费大多数都是由国家科委通过电子部下拨，当年在国家科委主管新能源工作的是胡成春处长，他有两位助理，一位是石定寰（现在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的理事长），另一位是陈伟力（陈云的女儿）。

　　最难忘的还是西藏第一座光伏电站的建设。

　　策划在西藏建设光伏电站的是王长贵，那时他已经调到了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能源研究所（现在的发改委能源所）。西藏电站的成功立项还得益于西藏阿里地区的杨松专员，一位年轻、思想开放、勇于开拓的地方官员（后升任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亲自带队到国家计委争取立项，并亲自带队到北京主持项目论证会。国家计委（今天的国家发改委）的支持至关重要，西藏10kW光伏电站是国家计委对光伏发电支持的第一个项目，拨款100万元（1988年中国光伏组件的价格是45元/Wp，系统造价是80-100元/Wp，全国的年产量只有350kWp）。当时国家计委节能司新能源处的处长是吴昌仑，副处长是朱俊生和王明威，只有一位助理柳地（女），业内戏称“三个处长一个兵”（还有后半句：兵说了算）。

　　为了西藏第一个光伏电站的建设，由计委能源所牵头，电子部六所作技术支持。建设单位对西藏第一座光伏电站的建设十分重视，为了设计好这座电站，专门组织技术人员到甘肃园子乡考察了日本京瓷公司赠送和建设的10kW光伏电站。不但如此，还于1987年派出一支“先遣队”，赴西藏阿里考察并做项目协调。先遣队成员一共七位，有能源所的吴芸（女），电子部六所的乔幼筠（女），甘肃自然资源所的喜文华，哈尔滨克罗拉的刘新民，还有农机院和新疆煤矿院的3位同志。西藏阿里地处藏北高原，是西藏最高、最偏远的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被称作“世界屋脊的屋脊”，80年代交通十分不便，每年10月份以后便大雪封山，与世隔绝，要到第二年开春后才恢复与外界的联系。先遣队在阿里工作2个月，在充分考察论证的基础上，终于与地区行署达成了在阿里建设光伏电站的协议。工作的辛苦自不必说，在返回的路上还遇到了险情。乔幼筠和喜文华都同我讲过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车开到一座5800多米大坂的顶部遇到大雨，两辆车都陷在了泥沼中，大家把军大衣脱下来垫在车轮下，所有的人拼尽全力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两辆车推出了泥沼，终于逃出了“生命的禁区”（海拔5000米以上没有动物，连草都不长，只有光秃秃的山，被称为生命的禁区）。

　　西藏阿里革吉县10kW光伏电站1988年获得批准，由三个厂家提供光伏组件：云南半导体厂的邱厂长（邱第明）提供5kW单晶硅组件，开封太阳能电池厂的张凤礼拿出了号称“奇货可居”的4kWArcoSolar进口组件，有色院林安中提供了1kW多晶硅组件，2台10kVA德国SunPower的进口逆变器（一主一备），蓄电池是山东淄博固定式铅酸蓄电池（220V/1500Ah）。1989年全部货物就已经发往西藏，但由于北京发生动乱，工程组不得不在1990年5月份进藏安装。

　　工程组一行8人（王长贵、我以及其它各单位6位工程技术人员）由新疆乌鲁木齐经喀什、叶城进藏。叶城距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1070公里，途中要翻越八座大坂（意为高山大坡），其中最高的5600米。叶城的海拔只有100多米，出发不久就开始爬山，100多公里内就要爬升到4000米的高度，可谓是旱地拔起，盘旋直上。车道只有一车多宽，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渊，遇到错车真是惊心动魄，令人不敢侧目山下。工程组每天早上5：00出发，除了路上停20多分钟吃饭外，其余时间都在赶路，一天行车15小时以上。就这样，连续两天赶到狮泉河。路上的颠簸劳累自不必说，浑身都像散了架，再加上高山反应，一到目的地就有两人住进了医院，其它人几天之后才慢慢缓过劲儿来。出阿里的路比进阿里还难，狮泉河距拉萨将近2000公里，路况极差，再好的车也要跑4天，为我们开车的司机说：“西藏的路都是司机开出来的”，这话一点儿不假。除了路不好，途中还要翻越6000多米的高山，冰天雪地，就连最有经验的司机也很紧张，因为在那样高度缺氧又寒冷的山上，一旦熄火就别想再动。电站投入运行后，工程组分乘三辆车离开，我和王长贵的车况最好，本想四天赶到拉萨，但路上车坏了两次，第四天又遇上大雨，不得不在桑桑住下，屋子漏雨，一夜没睡，第五天才到拉萨。我在路上的高山反应特别厉害，一路呕吐不止，几乎没吃什么东西，到了拉萨已是形同骷髅。电子部六所严为民乘坐的那辆车的车况最差，一路上坏了5次；有一次刹车失灵，司机硬是将车撞在石头上停住才幸免于难；有两次不得不在车里过夜，而车上带的饼干和罐头都吃光了，真是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最后车还是没能开到拉萨就彻底开不动了，他们搭过路车花了整整七天才回到拉萨，真有九死一生之感。

　　生活上也不习惯，在西藏两个月内没有洗过一次澡，工程组被安排住在革吉县唯一的招待所，被头黑得可以当“铁匠的旗”；当地蔬菜要从新疆往上运，一个月一次，珍贵得很，平时吃的大都是干菜、腊肉和罐头；记得在北京莴笋的叶子是不吃的，但在这里，却拿它做出最美味的蔬菜汤。离开叶城时车上带了200包方便面，这下可成了好东西，每人每晚可以得到一包，配给制，在革吉县吃方便面成为了一种奢侈的享受。

　　电站安装毕竟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高原反应：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头晕、气短、无力，反应重的更是呕吐不断，动一动心律就达100多次，甚至说话急一些就喘息不止。这里的阳光资源得天独厚，年辐射量比北京高出50%，10kW的光伏装机常常能发出12kW的电力；这里的天空特别晴朗，阳光特别灿烂，亮得刺眼，我们这些在灰蒙蒙的城市里呆惯了的人，到了这里反而有一种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感觉，显得不自在。尽管如此，大家的情绪高涨，工作中争先恐后：笨重的光伏板和支架、大捆大捆的电缆、单只重150公斤的蓄电池等都要靠人去抬、去装，光是电解液就要在现场配制五吨。在烈日下安装，几天就脱一层皮，脸黑得连包公见了也会自叹不如。在这里建光伏电站，不但要对控制系统、逆变器、延时启动器等电站本身的设备进行调试，还要负责输出线路、进户线的安装以及负载的规划和分配，就连日光灯也要一家一户地去装。培训工作更是马虎不得，操作、维护、电站管理、故障判断、简单维修、用电管理、线路检修等，一条条、一款款都要手把手地教。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奋战，电站终于安装完毕并一次发电成功。入夜，看着从用户家中透出的灯光，一切艰辛和劳顿都得到了报偿。为了庆祝，每个人都多喝了两碗莴笋叶子汤。临行，革吉县政府送给工程组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光明使者，雪峰创业。”

　　10年后我到革吉县，光伏电站已经扩建到60kW，这座10kW的电站仍在为革吉县政府办公楼和县委宿舍供电，工作状态完好（包括固定式铅酸蓄电池）。

　　西藏第一座光伏电站的成功实施，为我国边远地区光伏电站的建设开了先河，后来就有了“西藏阳光计划”、“西藏无电县建设”、“西藏阿里光明工程”、“送电到乡”、“无电地区电力建设”、“金太阳工程”、“三年行动计划”……

　　2017年9月14-15日，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专委会、光伏們联合在西藏拉萨召开“西藏光伏及多能互补产业发展论坛”，回顾西藏二十多年来的光伏产业发展历程，并展望这块高原上未来的新能源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