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在“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的扬州，《光伏产业观察》记者在“2017年光伏领袖峰会”上，对身为“外行”的吕芳进行了专访，与她畅谈光伏行业技术发展的今昔与未来。在吕芳看来，“外行”的意思就是告诫自己，“身为光伏业者，眼光不能被禁锢住，如果只局限于光伏行业内，事业就会越做越小、越做越窄，因此一定要跨出去。”随后，她把自己“跨界”的故事向记者娓娓道来。

 

 

　　“从1999年入行到现在，我已经在中国科学院电工所从事光伏新能源研究18年了，可还是觉得做不够，光伏研究我可以做一辈子。”吕芳介绍：“我在电工所主要工作通常是研究光伏的技术及应用，大概从三四年前开始，我从关注光伏的单向技术研究到开始关注光伏电站系统的综合能效研究。”

 

　　“可能很多人简单的认为现在光伏系统集成技术已经到了天花板，没什么可以研究的了。但我认为，光伏系统集成技术后续的发展空间更大，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光伏电站的器件、部件之间如何优化配置、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情景下多能互补如何联供耦合、技术与商业模式如何创新等，”吕芳坦言：“现在的形势，是我们这些年没有预料到的，光伏产业发展变化太快了，空间未来很大。”

 

　　她向记者分享了在进行光伏电站系统综合能效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故事：

 

　　在五年前，国内光伏业内很多都是关注光伏电池和组件的效率，对于光伏电站整体的综合能效如何评价？无论从关注度和方法手段，都是刚刚开始。而光伏电站整体综合能效的客观评价对将来的度电成本、二手交易、保险介入、电站评级等都有直接影响。

 

　　于是在2014年，她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一起去青海省敲开了五个典型太阳能电站的大门，进行光伏电站整体综合能效的测量。在去之前王斯成跟吕芳讲：“敲开大门，最珍贵的，也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现场的数据。”实际上在三年前，光伏电站缺乏综合能效的量化评价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好像是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的关系，一个汽车的车轮、方向盘、仪表、油箱等等都好，但是组装成整车，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油耗低、跑得快、性能优？

 

　　当时在进行测评时，对于如何抽样？用什么样的测试设备？用什么指标判定，都是从零做起，而那个时候该领域的国际标准也几乎是空白，比较早倡导开始进行综合系统能效测评的是美国，但是美国在此方面的国际标准起草方面也只是定了题目，却没有实际内容。于是在王斯成老师的指导下，吕芳与中科院光伏检测中心一起，针对抽样原则、实时参数监测、现场检测、质量检查、性能评估等方法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为国内甚至国际首个详细的可操作性强的光伏电站后评估技术规范。这个《并网光伏电站性能检测与质量评估技术规范》一出来，在行业内引起强烈关注，同仁们对此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完善意见，前后经过了9轮修改，后来经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提交国家认监委科技与标准管理部，通过备案核准，成为了行业规范，并引发了近年来对于电站“提质增效”的重视。

 

　　“关于标准我喜欢四句话，那就是：市场技术化、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吕芳如此介绍，“从国际标准上来看，在器件和部件的标准方面，多年以来中国一直跟随国际标准，但是在系统标准方面，中国的步伐不一定比国际慢，这方面中国是有优势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优势与差距并存。有一年我在日本参加展会的时候，发现日本对于综合能效的评定比我国进行得更为迅速，它们已经评定了大概200多个电站，综合能效比平均都在80%以上，而当时我们评定国内光伏电站综合能效是不到80%，75%左右。我们有着世界上体量最大，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气候特征最典型的光伏电站样本，任何关于系统技术的研究，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和在日本展会上看到的情况相比，我们的集成技术和电站管理，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2016年上海SNEC期间，吕芳就提出“新的领跑者标准：更关注新产品、新指标、新领域”的观点，“我认为国家的光伏领跑者计划最终会关注于系统评价。除了器件效率的不断升级以外，和LCOE直接相关的系统安全和性能领跑，将成为新领域，也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RE正在推进的重点工作”。

 

　　从单项器件性能到建立光伏电站系统的综合能效评判标准体系，这是吕芳在中国科学院电工所持续科研的工作，而在中国光伏专委会的工作则是吕芳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工作。在为学会服务工作中她又一次“跨界”。

 

 

　　中国太阳能发展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目前的光伏行业，已经成为国际制造和应用的双料冠军。今天，很多刚入行的年轻人并不了解当初我国的光伏业是如何起源、发轫的。“中国光伏已经60年了，是时候去做一件与时间赛跑的事情，这也是我们行业组织特殊的责任。”吕芳感叹到：“中国太阳能学会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最早的太阳能行业组织，目前还保留着一些很老的史料和素材。同期成立的光伏专委会有这个责任、担当，要把当时的历史如实的记录下来，传承给以后不断进入的光伏新人。”

 

　　2015年2月16日，《中国光伏行思录》工作小组在北京展开讨论，整理光伏的发展历史。“为什么叫《中国光伏行思录》，意思是且行且思。中国光伏六十年了，我们也觉得是时候可以回头看一看，且行且思。”吕芳表示“这也是我们光伏专委会沈辉副主任近年来的越来越迫切的心愿”。她向记者介绍了和沈辉教授共同设想构思中的《中国光伏行思录》的一些光伏元老们蒙太奇般的片段：

 

　　《中国光伏行思录》将由三大篇构成，第一篇记录的是中国光伏技术研发元老们的故事。讲述了当年的光伏实验室是什么样模样；科研人员是怎样研制出第一块太阳能电池，又是如何鉴定这块电池；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等。在这一篇必须提到的是那些为中国光伏诞生作出贡献的老人们，他们大部份都已经80多岁了，但很幸运的是他们都很健康长寿、思维敏捷。

 

　　在这些元老中，首先要提的是85岁的老人胡成春，“我，是个外行”，这句话其实是胡成春说的，吕芳非常喜欢，所以把这句话作为了她的座右铭。

 

　　1974年，胡成春在科学院科技办（国家科委前身）接到周总理病榻上的来电后，组建了第一个中国太阳能工作组，并在河南安阳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太阳能经验交流会，组织编制了第一个太阳能科技发展规划；1975年筹得第一笔新能源启动金，从此光伏产业开始起步；1979年报方毅总理批准创立第一个太阳能团体“中国太阳能学会”……耄耋老人胡成春，是中国新能源的拓荒人，2015年5月中国光伏专委会去探望他，临别时他把工作人员送到门口，望着老伴儿笑着说：“这一辈子，我们及格了”，这个画面也被永远定格在《中国光伏行思录》里。

 

　　季秉厚，是光伏研发元老里另一位要记录的老人，80多岁的季老曾说他是个“南蛮子”，作为一个从青山隐隐水迢迢里走出来的江南少年，为了光伏事业，把扎根在了内蒙古，从此奔腾在血管里的，是快雪初晴，是醉意黄昏，是草原广袤，还有那升起的不落太阳……季老向学会工作人员透露了他的一个心愿，那就是，和国际三大光伏学术大会一脉相承，有着近40年传承，作为中国光伏技术风向标的中国光伏学术大会，在各地巡回，却从来没在内蒙举办过，他希望在耄耋之年，看到中国光伏学术大会在内蒙古举办一次。因此，2017年年初，光伏专委会组织了主任扩大会议，经过云南、安徽和内蒙三地的竞争性陈述后，在友好、和谐、微笑中，毫无悬念的一致表决，决定在一年中最美的时候，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第十七届中国光伏学术大会，相约青城，圆季老爷子一个梦。

 

　　第二篇，要记录的是中国光伏行业的企业家们。中国光伏走到今天，成为了产业和应用的世界双料冠军，中国的企业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们在这六十年所做的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有价值的经验，我们都要感恩他们。《中国光伏行思录》希望可以客观的记录下他们的创业过程和人文情怀，为以后光伏产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我们的明星，回首看来，他们每个人生动而鲜明，在光伏历史中熠熠生辉”。

 

　　第三篇，记录的是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比如2006年我国第一部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它对光伏产业产生了哪些深远影响；中国的第一个微电网示范是怎样在新疆吐鲁番“撕开一个口子”；第六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相关文件如何在经过三年苦苦等待后下发的等等。

 

　　这里要提到的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作为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大力推动者，他为法律颁布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以及后来，也在耄耋之年，又是如何在新疆吐鲁番激情开创了第一个新能源城市的荣光时代。还有一个就是原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原理事长石定寰，他为第六批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助目录等相关文件的出台，不断奔走于政府部门之间，为企业和行业呼吁，帮助中国光伏行业挺过了非常困难的三年。他们都是历史终将铭记的前辈。

 

　　“我们想回顾这三类元老们的里程碑事迹，来忠实的记录光伏半个世纪的历史足迹。回首过去，不是沉浸，不敢耽溺，更期冀做到，让当年拓荒耕耘的光伏元老们，和如今正在一线奋进的业界中坚的一次时空对话，是面对未来，是破解难题，是殷殷叮嘱，是接力传承……最近学会在与几位企业家交谈中，中国的光伏企业家们都非常的感恩，很念旧，他们觉得这事必须得做。”吕芳表示。

 

　　“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研究员许洪华，是把我领到这个行业的导师，他对我的评价是：吕芳'不务正业的事',总比'正业的事'干得好”吕芳戏称。她认为：“要跳出光伏来说光伏，比如推广分布式光伏，不能只跟光伏人讲，一定要跟光伏圈以外的人讲才能把光伏推出去。还有就是同时也要关注和太阳能并跑的其它技术，比如最近很热门的碳捕存，光化学转化、储能的一些新技术等。对于兄弟能源领域技术的关注，不是抵制和零和，是期待更多让光伏人脑洞大开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