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的提出要求城市发展系统转型，能源革命的推进则指明能源领域应全面变革。在时空的坐标系下，城市转型叠加着能源变革，能源行业将肩负着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城市也因此拥有了全新的发展路径。

 

　　城市转型为什么需要能源变革？——能源变革让城市更高效、更绿色。

 

　　以时间为轴，纵观城市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劳动力、资本、能源等生产要素是城市发展的最本源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地劳动力与外资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汇集铸就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和城市发展的“中国速度”。在这一进程中，相比于丰富的人口红利和国外直接投资，能源这一要素多次滞后于经济发展，“缺能”、“缺电”现象频发，如在1985-1988年和始于1992年的两次经济加速、工业扩张引起了能源供应缺口；2000年以后的再重工业化进程导致多次大规模“电荒”等。城市发展、经济增长对能源要素的要求更加侧重于“数量上的保障”。“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资本形成逐渐放缓，经济增速换挡，能源电力消费增速缓中趋稳。受多年以来“经济发展，能源先行”、“经济发展，电力先行”的建设思路影响，能源供应逐渐呈现出宽松态势。加之当前我国以空气污染为代表的“大城市病”频发，城市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型已极为迫切。

 

　　在新的时间节点上，能源变革将赋予城市转型不竭的动力。城市发展对能源要素的要求逐渐从“数量上的保障”向“质量上的优化”过渡，能源变革刻不容缓。能源变革将服务于城市发展，努力以较少的能源消耗实现更多的城市经济增长和更少的污染物排放。具体而言，能源变革一方面要更好地保障城市经济活动稳定运行，在综合考虑城市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节能降耗趋势的基础上，满足生产和生活的用能需求；另一方面需服务于城市的绿色转型，在保障城市能源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逐步优化能源结构，不断降低能源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城市转型需要什么样的能源变革？——能源生产更清洁，消费更节约，网络更智能。

 

　　以空间为标，探究城市的发展路径，我们发现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发展路径不同、发展模式各异。

 

　　我国城市类型同样复杂多样。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建制镇数量达到2.1万个，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为龙头，以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等大型城市为主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补充，以广大乡镇为底基的多层次、广覆盖的城镇网络体系。这里既有以“块状经济”和“专业镇”为基础的、蓬勃发展的中小城市，又有多个人口规模上千万的大中型城市；既有产业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又有产业门类齐全的多样化城市。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经济贡献，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又或多或少地面临着较大挑战，如资源型城市往往是重工业基地，资源枯竭是这类城市必然要面临的严峻挑战；多样化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追求产业结构的“大而全”，但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能力不强的问题普遍存在。

 

　　城市转型要求城市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从能源发展视角看，消费侧的节约高效，生产侧的清洁低碳是城市转型应有之意。但不同城市的转型发展需“因地制宜”，不同类型城市的能源变革也需重点突出。以大规模能源输出为主的城市需要进一步提高能源供应质量，构建清洁低碳体系。

 

　　如煤炭城市应立足现实，积极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开发、集中利用，优化电厂产能结构，防止煤电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建设高效、超低排放煤电机组，降低燃煤电厂污染物排放水平；可再生能源富集城市需依据自身资源禀赋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提高水能、风能、太阳能并网率，因地制宜开发多种形式的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以大规模能源受入为主的城市则应针对城市转型方向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工业绿色制造和循环式生产，严格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业的排放标准，提高建筑节能水平，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提升终端能源消费智能化、高效化水平。此外，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应全面建设能源互联网，促进能源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依托新能源、储能、柔性网络和微网等技术，促进“源—网—荷—储—用”协调发展。

 

　　总体来看，针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特点、能源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新型城镇化发展对能源行业的新要求，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城市能源领域的基础研究，进一步厘清城市转型与能源变革的互动关系，深化城市能源领域重大问题研究，探索城市能源变革驱动城市全面发展和带动国家能源变革的道路；另一方面应主动实践，将能源规划融入城市发展规划全过程，以能源变革为抓手，因地制宜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