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命的李河君与汉能的能源传奇
 这张图表里,是中国总装机容量最大水电站中的十三座。三峡、大唐、国电、华能、中电投等众多央企或国企的名字之间,民企汉能控股是个特殊的存在。其主导建设的金安桥水电站,是全球水电史上罕见的由民营企业施工建成的、百万千瓦以上装机的水电项目。

 

  对于这个独特的样本,很多水电行业的资深从业者都会感慨三个“不易”:金安桥项目能够做成,不容易;汉能能坚持下来,不容易;汉能创始人李河君能说到做到,不容易。

  不易之外,亦有诸多偶然的促成。在那个时代节点,如果国家没有出台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水电领域的政策,如果2002年汉能稍晚几个月出手,如果2005年没有实现大江截流,李河君都只能与金安桥项目遗憾地擦肩而过。

  一连串的偶然背后,蕴含着注定的必然:执拗的李河君,在外界的偏见、险峻的环境、窘迫的资金等多重压力下,一步一步缔造了300万装机的金安桥水电站。

  很少有人知道,期间发生了何等惊心动魄、起死回生的故事。

  “洪水抗不下来,就死在这里吧”

  回顾多年前的金安桥岁月,两鬓斑白的刘兴荣,仍不胜唏嘘。

  2005年3月13日,华睿投资集团(汉能控股集团前身,以下统称汉能)全体高管在金安桥召开紧急动员会。“金安桥年内截流工程关系到集团今后的整体战略能否如期推进,年内截流必须成功,不能失败,没有任何退路。”李河君斩钉截铁。

  在这个会上,刘兴荣被任命为金安桥项目的总指挥。“那时我已经65岁了,虽然我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我生性喜欢挑战,是个乐观主义者,浑身都是劲。”用刘兴荣的话说,此时,正是五大国家电力公司“虎视眈眈”的危急时刻。

  按照汉能向云南省政府的承诺,必须确保在2005年年底前实现大坝截流。否则,金安桥项目依然很有可能会拱手相让,被国有电力公司“截胡”。前期投入的40多亿,也会打了水漂。

  刘兴荣没有片刻闲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的汛期金沙江格外狂暴。8月5日至15日,丽江地区连下暴雨,江水猛涨,金安桥水电站上游石鼓文水站水位超过了1939年建站以来最高水位,十年一遇的洪水设计标准的导流洞围堰面临严峻考验。

  一旦导流洞或围堰被冲垮,不仅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整个工程工期要推迟一年,更不要说年底实现截流了。

  采访中刘兴荣说:“那时候我们是抱着决死的态度在抗洪,我给下面下的是死命令,如果洪水抗不下来,那就死到这里吧。”

  这在危急关头,二十多个参建单位全力投入抗洪抢险战斗,经过十个昼夜的全力奋战,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导流洞和围堰,为年底截流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奇迹,是所有施工人员用生命和激情换来的成果!

  一切紧迫、危机与烦恼,都源自3年前的机缘。

  2002年,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开展“光彩事业”,组织民营企业家赴云南投资考察。李河君是其中一员。当时,云南省规划建设8座百万级千瓦水电站。

  面对急流滚滚的金沙江水,李河君内心难以平静。

  当时,他已在几个中型水电站项目上颇有斩获。在拿下自己家乡广东河源的木京水电站后,他的目光投向了更大的江河之上。

  乘此时机,他四处走访,对金沙江进行深入调研,迅速展开了金沙江水电项目可行性调查。

  最终,李河君拿下了金沙江中游一库八级8座百万级装机水电站规划中的6座,规划总装机容量约1400万千瓦,总投资达到惊人的750亿元。

  但李河君与汉能面对的,却是潮水般的质疑。

  彼时,中国的电力体制改革刚刚起步,开始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大江大河做水电项目。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电力企业,并不认为民营企业有魄力、有能力吃下百万级装机项目。他们的理由是,做这种量级的项目,投资额巨大,回收期太长。

  从中国水电发展的整体情况来看,这种判断并没有错。

  自1993年中国允许民营资本有限制地进入水电行业,到2002年可以做大型项目的十年间,中国民营企业做成了不少数万千瓦的项目,但从未出现百万千瓦装机的民营项目。

  开发百万装机的水电项目,基本属于国家电力企业的专属特权。所以他们并不着急,因为这些尚未开发的项目,都是他们碗里的肉,跑不掉。

  然而到了2002年底,形势巨变。彼时,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基本完成,新组建的五家全国性国有独资发电企业集团横空出世,而他们首先要面对的状况,是众多民营企业早已习以为常的生存前提:自负盈亏。

  原来的稳定状态被陡然打破。压力之下,他们开始激烈地争抢电力项目。

  李河君刚刚拿下的金沙江6座规划水电站,成为各大国有电力企业争抢的资源。原本属于李河君的大部分水电站,划给了国有企业。后来有水电行业的知情者评价,李河君这不是在“虎夺食”么?

  几经博弈,国家相关部门答应8座百万级装机项目分一座给李河君。但前提是,李河君与汉能的实力,能够经受住考量。

  为此,李河君立下军令状:2005年底前后,实现大江截流。


  “我要去北京念大学,念重点大学”

  在刘兴荣眼里,李河君对许许多多汉能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身上的那股子倔劲:“定了目标,一定要做成,死也要做成。”

  少年时期,这股倔强已显露无疑。

  1983年,高二的李河君提前参加高考,被广东惠州师范学院录取。同乡人眼中满是羡慕,那个时代,考上大学意味着能够脱离农村,捧住铁饭碗。

  但李河君却当着全家人的面,撕掉了录取通知书:“我要去北京念大学,念重点大学”。

  第二年高考,李河君报考的全部都是北京院校。然而公布的成绩,距离他报考的北京各大学的分数还有距离。

  看到自己的分数后,他断定,这结果不对。英语考试从不下90分的他,高考只拿到54分。他带着疑问找校长和教导主任,但校方也无可奈何。

  李河君不顾别人劝阻,一路来到广州,找到广东省教育厅。几经努力,他说服了相关负责人,为他查分。

  果然,他的分数被登记错误,他英语考了96分。几经波折之后,李河君如愿被北方交通大学(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录取。

  身边人对他的评价,从此多了“不认命”这三个字——过去三十多年一直如是,时至今日,依然如昨。

  国家电力改革初期,李河君付出诸多努力,聚集了一大批从体制内走出来的水电专家。刘兴荣表示,当年与他一同考察金安桥项目的50多位专家中,高级工程师就有36位。这是李河君做金安桥的技术底气。

  而他们在李河君的影响下,也有了一股不认命的倔劲儿。

  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冯电波回忆,金安桥项目在建设高峰阶段,建面最长达13公里,同时施工人数达数万人。

  但整个项目就像一个“巨大而顺畅的机器”,每一个施工人员,都如同一个精良的工件。为了确保了金安桥项目的进程,他们废寝忘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刘兴荣直言,金安桥项目不仅是李河君一个人的,它属于每一个汉能人:“施工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挥洒汗水,而支撑项目持续投入的人,也都憋了一股子劲儿。”当时负责筹集资金的冯电波、王勇等人,不断给自己打气,要尽可能多地争取到一些社会资本。

  这股“不认命”的狠劲儿,从那时起开始一点点打磨汉能人的脾性。到后来,渐渐演变成了汉能强悍执行力的根源。

  “到时候再建电站,就轮不到汉能了”

  对企业家而言,冒险无疑是一把双刃剑。而李河君用自己的方式,给这把利剑套上了剑鞘。

  熟悉的人知道,他从来不把持有多少不动产,看做资金的首要目标,他更看重的是那些具有投资风险,但初始阶段并不存在优势的清洁能源。

  执拗的清洁能源梦背后,隐含着冒险家气质,也包含着他的战略眼光和社会责任。

  正因如此,当初他被打上了“疯”、“傻”的标签。

  他曾拥有铁路运输的优势,却不再做擅长的贸易;手中的矿泉水厂获得瑞士汽车拉力赛青睐,却送给了朋友;已经投产的矿业,被他停掉……

  他的目标,只有清洁能源。

  1999年初,他签下了位于广东河源的粤北东江木京水电项目。在当时的河源,当地的人均用电一年才400多度。公司内部一片反对,没有人看好这个项目。

  刘兴荣回忆,做项目调研时,上至国家发改委电力工业部、广东省政府,下到河源市供电局,都向他传达着一个态度:木京项目,根本不可能上马。甚至一位电力工业部的朋友,没有丝毫犹豫便断然拒绝。

  那时,受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全国燃油发电全部倒闭,在建百万级以上燃煤火电停工,已建成水电只有60%装机发电,没有人看好建水电站的未来。

  但李河君不这么认为。他的判断是,深圳的人均用电已经超过3000多度,而发达国家人均大概4500度,改革开放未来几年,用电量大增是必然趋势。河源虽小,却蕴含潜力。

  “到时候再建电站,就轮不到汉能了。”

  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开始支持小水电建设。广东省出台政策,农村小水电5万装机以下,可以申请50%的广东省电力基建贷款。资金的支持,也让李河君看到希望。

  巧合的是,因为金融危机,施工和设计单位几乎没有新项目。李河君的水电工程很快获得种种优惠。“当时设计院对我们说,设计费可以等银行贷款下来再给;7、8个施工单位来抢标。”刘兴荣回忆。

  当时,汉能工作人员的足迹遍布东北、天津等多个地区,只为寻找质优价廉、性价比更高的机组设备。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甚至打出折扣,他们眼中,木京水电站是产品进入华南地区最好的广告。

  就这样,3万千瓦装机的木京水电站,从2000年开始建设,2001年就并网发电,成为当时民营企业的壮举。

  “晚进半年根本没我们的戏”

  和建设金安桥水电站所遭遇的困境相比,对高考分数的倔强一博,在木京水电站的力排众议,都只能算是小意思。

  水电投资大,且周期长。火电一般投建两年就可发电,而水电的周期要长很多。当时的大部分国企,都在做火电,不看好水电。

  以金沙江项目为例,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人提出做水电的设想,当地百姓已经盼了半个世纪,却一直没有进展。刘兴荣记得,一位当地的市委书记,从副县长做到市长,20多年一直试图推动这个项目,却无人理睬。

  汉能最初也遭遇同样的冷遇。

  当时云南省的态度充满狐疑,水电项目怎么能给民营企业?但在2002年,并没有一家国有电力企业愿意投身其中。

  “云南省对我们考察后感觉不错,于是就给我们了。”刘兴荣回忆,“李河君是早进金沙江半年,晚进半年根本没我们的戏。”

  但随着年底的电力体制改革,国电公司完成分家,有不小的生存压力,再加上2003年的电荒,水电资源开始被疯抢。

  李河君到手的6座水电站,最后只剩下金安桥,而且随时面临被“截胡”的可能。

  当地政府、国家相关部委的疑虑,国有电力企业的虎视眈眈,反而坚定了李河君把项目做成、做好的决心。

  施工中,电站导流洞、大坝土建和金属制安工程,需要挖掉730万立方米土石方,浇筑440万立方米混凝土。此外,还需要1180万吨人工砂石料。

  工程难题可以由专业队伍解决,但严峻的考验,来自巨大的资金需求。尽管有银行批准的授信,资金依然吃紧。李河君开始四处筹钱。

  2008年8月,各大银行接到银监会通知,暂停对金安桥水电站贷款。“我们的资金流一下子就断了!”刘兴荣说。截至2009年年中,金安桥水电站已累计投资90多亿元。

  李河君曾经回忆,为了应对高峰时期每天1000万元的投入,汉能把前些年建设的效益好的优质电站一个一个地出售。“这些项目都凝聚了汉能人的心血,其中最可惜的是青海尼那水电站——汉能在2003年以12亿元收购,当时已并网发电。在最困难的时候,汉能将多年积攒下来的风险准备金全部投了进去。”

  但当时全体汉能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力量:“我们汉能没有不可能。”在这股信念的支撑下,他们一干就是8年。

  时至今日,站在大坝前,李河君仍会记得当时的艰辛和热血。所有的疑虑,质疑和不信任,都在金安桥水电站落成的那一刻,烟消云散。

  “别人不要的,正是我们的机会”

  从国企手里面抢肉吃,有多不容易,李河君最清楚不过,因为他有最丰富的经历。

  从水电开始,李河君一脚踏入清洁能源领域,并决定选择这条路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其后,汉能投入大量资金,分别对潮汐能、秸秆发电、地热能、燃料电池、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据李河君回忆:“2006年的时候,太阳能的发电成本还是3-4元钱人民币,业内很多人判断,太阳能发电成本降到1元钱以下要30年,降到5毛左右需要50年,然而在短短3年时间里,这一点就变成了现实。”这彻底改变了李河君对太阳能产业的看法,他从中看到了能源发展的未来趋势。

  只不过,李河君这次依然没有走“寻常路”,他选择了当时还不被业内看好的薄膜太阳能。

  “别人不要的,正是我们的机会。”刘兴荣这句话似乎道尽了李河君的艰辛,还有眼光。

  有个汉能朋友开玩笑说,晶硅和薄膜,就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BP机和手机,你选择做哪个?选BP机并没有错,但你只是被动的适应时代,而不是主动去改变时代。

  李河君选择了薄膜,他要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

  确定方向之后,李河君选择了一条全球技术并购与整合之路,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快速进入薄膜太阳能产业。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正因为从2009年就开始着手,等到2012年全球光伏产业进入“退潮期”时,汉能才有机会陆续将德国Solibro、美国MiaSolé、GlobalSolarEnergy(GSE)及AltaDevices这四家当时拥有全球最先进薄膜太阳能技术的公司收入囊中,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领先的薄膜太阳能公司。

  李河君没有因此放慢步伐,他深知买来的技术要转化成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汉能先后在北京、四川、江苏、美国硅谷、德国、瑞典等地建立了8个研发中心,形成全球联动的技术研发体系,建立起全球协同创新机制。

  在汉能全球技术大整合的前提下,以前老死不相往来的几家公司,技术共享,产生了协同效应,加快了研发创新的进度。汉能几条技术路线的转换率都在稳步上升,不断刷新自己原先创下的纪录。截至目前,汉能拥有的专利数量已经超过2000项。

  2017年7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汉能的成功经验:“通过注入充足资金,加强研发力量,汉能集团的并购让米亚索能再现生机。”目前,Mia-Solé的冠军组件转换效率已达到19.05%,是目前世界最高转换效率的铜铟镓硒柔性薄膜技术,并在以平均每年1%的速度提高。

  更具挑战性的是这些先进技术的国产化和量产。

  MiaSolé组件生产对不锈钢衬底要求特别高,50微米的不锈钢要做得非常平整,以前只有法国的一家供应商具备这种生产能力。汉能与宝钢旗下的一家公司合作开展研究,30多个人连班倒了8个月,终于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成功导入国产不绣钢基底,仅仅这一项,就使得成本下降40%。

  “这是生产维度上的实验,是汉能掌握的海外尖端薄膜技术在国内大规模产业化推广的第一站。”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副总裁徐晓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汉能是国内第一个实现铜铟镓硒产业化的企业。

  通过将核心装备国产化和技术产业化,汉能将上游核心技术研发、高端设备制造,中游薄膜太阳能电池制造,下游薄膜发电系统集成解决方案进行集成,打造出全产业链商业模式,避免了第一代晶硅光伏企业“两头在外”的情况,同时也推动了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

  “危机危机,危难之时有机遇。”冯电波认为,李河君最大的特点是“发现机会,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任何事物都可以用正态分布的曲线,把所有的东西描述出来,事物发展到极处就会折返,触底会反弹。”冯电波学经济出身,在他看来,理工科出身的李河君同样拥有很强的经济学逻辑,“李河君潜意识里面蹦出来的一些想法或者说理论,非常符合现代经济学理论。”

  在全球光伏产业哀鸿遍野之时,汉能逆势崛起,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李河君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使命非常重要,它是一种信念”

  2015年,命运再次和李河君开了个玩笑。因为在香港上市的汉能薄膜发电(00566.HK)股价持续上涨,3月初,李河君个人财富一举超过王健林、马云,成为新的内地首富。仅仅两个月后,5月20日,汉能薄膜发电遭遇恶意做空,短短20分钟,股价被腰斩,超过1400亿港元市值灰飞烟灭,公司股票宣布暂停交易。随之而来的是持续超过两年的停牌,公司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剧烈的阵痛,促使汉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

  为了加快市场化进程,汉能薄膜创新开发了户用屋顶发电模式,并由直销模式改为代理经销模式。

  2016年底,汉能区县级销售网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75%的覆盖率,稳居行业第一。

  “汉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练,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长。”李河君数次公开表示“感谢做空者”,并锲而不舍推进改革。此前相对封闭的汉能,逐步走向了开放和透明。

  其实,“520”只是李河君和汉能的一个难关。

  从2009年到现在,李河君已经在薄膜领域投资100多亿美元。“我们一直在往这个市场里投钱。我们相信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接近成熟,快要到摘果子的时候了。”冯电波说,过去8年,汉能主要在做的,就是培育这个市场。

  但市场成熟与否,不能只看李河君和冯电波怎么说,而要看这个市场的反应。

  2016年年底,《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十三五”期间,分布式光伏发电要达到6000万千瓦以上的装机规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分布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只有606万千瓦。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分布式光伏装机规模至少增加九倍以上。

  在汉能22周年司庆纪念日上,李河君认为,分布式发电系统销售业绩大增,是汉能薄膜业绩逆转的两大“支撑点”之一:“2015年下半年以来,汉能做了重大调整,把户用系统作为‘蓝海市场’去开拓。”他引用汉能薄膜半年报中的数据,说明汉能薄膜经过创新探索已经“找对了自己的市场”。

  事实上,更多企业已看到薄膜发电的光明未来。2015年,中国建筑材料集团公司在安徽蚌埠建立了太阳能CIGS组件生产工厂。2016年年底,中国第一大煤炭公司神华集团,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联手出资25亿元,押注薄膜太阳能电池。

  2017年6月初,汉能与摩拜单车合作,摩拜单车的车筐里装上了汉能薄膜太阳能组件。

  2017年7月29日,汉能在北京举行汉瓦发布会。汉瓦是一款分布式薄膜太阳能新品,可以代替现在的瓦片,直接铺在屋顶上,利用屋顶进行发电。以北京为例,一个50平米的屋顶,每年发电超5100度。

  2017年8月23日,汉能与奥迪签订薄膜太阳能电池技术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合作开展“奥迪/汉能薄膜太阳能电池研发项目”,共同宣布计划于2017年底合作推出首辆集成薄膜太阳能全景车顶的奥迪原型样车。此后,将凭借双方技术合力,逐步研发利用薄膜太阳能技术为奥迪电动汽车提供主驱动力。

  一切正如李河君所说:“汉能的使命,大家都知道,就是用薄膜太阳能改变世界……使命非常重要,它不是一个号,而是一种信念。”

  现在,这个汉能已经培育了8年的市场,群狼进驻,薄膜太阳能领域暗流激涌。

  但这一次,李河君站在了制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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